西史辨伪受到打压后，我跟踪了一些支持辨伪的群众类自媒体，我发现，大家都经历过一个从不怀疑到生疑，从察证到自发辩伪，到最终辩证地看待西史存疑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其实，辨伪的中坚群体，也是这么来的。
我想，本次辨伪反方中的不少人，将来也一定会转变为西史辨伪的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例如，国家前考古队长唐际根，已经正在转变之中。唐际根作过这样的表态：我支持西史辨伪，但不支持西方伪史论。这是思想觉醒时的必然波动：想继续，却理不直，气不壮；欲反正，心理上还有障碍。随后，就是唐际根的自我斗争期。最终，他大概率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解放”战士。用解放战争中的“解放”战士，来比喻西史辨伪过程中，思想发生逆转的“全真教徒”，非常贴切。
反对辨伪群体的，不一定都是坏人。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论教育的无辜群体，他们是大多数，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激烈地反对西史辨伪，但是，他们在整体上是可以转化的；另一类是社科工作者，他们的一生都围绕着西方中心论展开的，现在，突然告诉他们，西方中心论不是真实的，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事业很容易崩盘的。本能地进行反抗，是必然的；最后一类人，明知道西方历史是伪造的，却到处宣扬西方中心论，这些人，在利益面前，灵魂和良知都可以舍弃，属于彻底不可药救。
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质疑。质疑是人类大脑最常见的思维方式。质疑并非一定是为了否定，为了肯定，也可以用质疑这种方式来进行。例如，数学中就存在反证法。
如果产生质疑，如果质疑成立，如果被质疑的对象在较大的范围存在问题，那么，就可以对其进行整体的否定。西方伪史论，现在看，基本是成立的。
自始至终，都不是辨伪群体故意去找西方伪史的茬，如果西方伪史只出现在西方，那么，是没有人去关注西方历史的真与假。真实的情况是，是我们的教材和媒体宣传，充斥着无脑，且变本加厉的虚假灌输和宣传。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生活还这片土地上，那么，就有必要通过辨伪，来一次文化上的大扫除。
所谓的西方伪史论，主要指西方在叙述其历史时，进行了大面积的虚假陈述。也就是说，西方在物理上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西方有人存在，那么，西方就有社会。有了社会，就必然存在历史。西方有历史，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否认的。而西史辨伪所质疑的对象，是现行西方历史叙事中的虚假成分，以及那些不能自洽的叙事逻辑。
教员曾说过，二十四史大部分是假的。这说明中国历史也存在问题。中国历史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删减内容、虚假叙事和叙事立场。教员关注的是中国历史的叙事立场，也就是阶级立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确实是一部维护精英阶级利益的反动史。
在中国历史的三大问题当中，只有虚假叙事才容易触发辨伪。如果虚假叙事涉及的范围较小，不会造成中国历史叙事框架的整体坍塌，那么，中国的历史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信史。但是，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确实需要重修，以辩证的唯物史观来更换灵魂。
本次幕后力量试图打击西史辨伪，让操盘者始料不及的，是西史辨伪群体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拥有广泛的支持，西史辨伪就从小圈子的业余爱好，演变成全民关注和全民参与的文化新运动。说成是文化的继续革命，也不过分。
现在，负隅顽抗的反方，只剩下更苍白的狡辩：西史辨伪，为什么只在时下的中国发声，而不去西方；或者说，西方为什么没有类似的质疑。
问题是，西方的伪史为什么一定要在且只在中国宣讲？为什么一定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各级教育的课本当中？
而且，上世纪的中叶，西方科学界内部经历过一场完美且酣畅的终极对决：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单挑西方的科学界，给全球的科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科技历史的完美大科普。对决的结果时直接把西方中心论轰下神坛；余波顺带也嘲弄了不少异端学说，例如费正清那傲慢的“冲击 -- 回应”论。
在1937年之前，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就是西方中心论，这是他打小就接受的洗脑。从1937年开始，他身边有了中国人，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爱上中国。十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他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他要把他收集和整理的，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材料，结集出版。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英国面世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西方引起巨大的震动，基于这个贡献，西方把他与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那么，李约瑟的贡献，在西方历史上，就是空前绝后的。
李约瑟也获得了东方的肯定：一个西方人，自愿替东方辩护，颠覆西方傲慢中国的基础，这非常不简单，也非常不容易。有人把李约瑟与历史上被录入《明史》的利玛窦相媲美，事实上，如果未来真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的话，李约瑟很可能会获得被单独立传的殊荣。
西方的西方中心论既然已经被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助手们完美的爆破了，那么相关的论调就该知趣地淡出历史的舞台。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这个局部，却死灰复燃了。躲在象牙塔里的那些在文革中被严厉警告的群体，继续连篇累牍地虚构，试图以唯心的叙事，对已经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中国进行彻底的反智洗脑，让古希腊、古罗马、亚里士多德、雅斯贝尔斯和维特根斯坦这些唯心的杂碎们，取代旧封建的儒家学说，以唯心的形式再一次禁锢东方的思想。
结合西史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有必要一起做一个小回顾，回顾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后的影响，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解决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僵而不死的问题。
西方的科学有两大分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的水平，取决于对自然科学的掌握和运用，因此，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和对自然科学的掌握有密切的关系。
既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文明的程度，和科技水平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西方的自然科学并非源于西方，如果西方的自然科学仅仅是后来居上，那么，现在鼓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遥遥领先的文明，就是荒诞和离奇的。
最近反对西史辨伪最凶的，是社科工作者，也就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
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历史贡献
为什么搞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都保持理性的沉默，不为幕后力量所驱动？
就像我在前面叙述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的李约瑟，在半个世纪以前，借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给全球的科学界，自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界，已经做了一场革命性的纠偏辨伪活动。
中国科学院的前院长卢嘉锡，曾为该丛书作过序，他是这样评价李约瑟的著述：
这部巨著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从而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
对比卢嘉锡的含蓄，作为李约瑟的重量级助手，王铃的表达则非常直白：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是）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中国人又是如何）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王铃一连串的排比反问，直指要害，铿锵，有力，酣畅，淋漓，加痛快！
美国汉学家富录特（L.Carrington Goodrich）指出：
（《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改变着所有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思想史。
富录特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中国社科领域的异类们，居然再一次为虚假的西方中心论摇旗鼓噪。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直接拔高李约瑟工作的意义：
这（《中国科学技术史》得到西方的认可）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活动。
汤因比做出这段评述的时候，是公元的1954年。当时，我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已经见分晓。落败的西方，更加不愿意“承认”新的中国。而此时的李约瑟，在西方的思想界，又投下一枚思想上的大核弹：从来就没有什么西方中心论！因此，汤因比认为李约瑟由此让中国获得的荣誉和敬意，远胜过外交上的“承认”。
事实上，无论西方“承认”，还是西方不“承认”，新的中国已经来了，她，就在那里，而且将一直在那里！
《中国科学技术史》如此出色，让第三世界国家也欢欣鼓舞，印度历史学家比赖（K.P.Pillai）写道：
这是一部包罗无遗而又极其详尽地论述中国科学思想的有益的著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伦敦《观察周报》则毫不掩饰对李约瑟的钟爱：
作者本人运用西方文学来解释中国思想，在所有现存学者之中，他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在各方面都够资格来从事这项宏伟的巨构的。李约瑟博士的这部作品在史实罗列和知识探讨上都同样伟大。
随着后续卷本的陆续出版，对李约瑟工作的肯定成为主流，引发的深度反思更是给我们带来一道又一道的思想大餐。
例如，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 --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
1800年以前……，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有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的意义。
一直没有时间读彭慕兰的《大分流》 法国学者阿努瓦·阿布戴尔-马里克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则更加滴水不漏，凸显了法语在精微表达时的巨大优势：
要按照迄今所一直运用的思想方式，即在那种充满了文化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简化论的假定基础上来对待世界任何领域的历史，已经不再是可能的了。
大胆地认为全真教曾主导过全球科技发展的日本学者薮内清，毫无掩饰对古老中国的敬意：
该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打破了科学由欧洲人之手产生于欧洲的逻论，揭示了中国科学之贡献是何等的伟大。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外，李约瑟对中国在科技贡献方面的贡献的肯定，则是更加溢于言表。例如：
1978年，在爱丁堡第十五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指出：
基督世界的近代科学既不能绝对地独立于西欧历史事件之外，也不能像最终的上诉法院那样对古代西方、东方的科学发现的价值做最后判决。
而在厦门大学，李约瑟则说起了大白话：
古代科学技术是由东方传播到西方的，而不是相反。
同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另一场演讲中，李约瑟指出：
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从事科学研究，早已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心中的一个观念。在欧洲最黑暗的年代传来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们为整个欧洲带来了光明。还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前，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萌芽，为迎接大规模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到来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前，欧洲的科学发展水平是极低的，中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当全球的科学界都在充分肯定李约瑟的贡献，也就是承认中国贡献的主旋律下，也有人置事实于不顾，进行反智的抗辩，一如今天反对西史辨伪群体的躁动。其中，名头最大的，是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 吴大猷，看看他是如何愚昧可笑的：
笔者在二十多年前（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读英人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的名字）之若干章。其中列举历代我国的技术发明，有许多项目超先西方一二世纪至十余个世纪的。读该章节时颇感不安，盖这些比较，使有些国人以为我民族在科技上曾长期超先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才落后西方而已，于是李氏的称许，乃成为一些国人自傲自喜的依据。
奴才，永远是奴才，就像教员描述的那样：奴才做久了，在主子面前伸不直腰！
中国的科技，曾经就是领先的，如果是事实，那就大胆地承认吧，这不是什么罪过，无需为此去“颇感不安”！既然曾经的中国能一直保持领先，我们自然有一套保持领先的秘诀，你“不安”个啥，你“惶恐”个啥？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由于李约瑟的工作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由于李约瑟是新中国的好朋友。台湾政府也深感不安，网络写手，攻击李约瑟。
台湾的反智者，是如何攻击李约瑟的？
避开主要论据或事实，只盯细微的小瑕疵，然后试图以点来否定面。这和时下反智分子攻击西史辨伪的手法，是高度一致的，好像是一个师娘教出来的。
例如，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所的研究生鲁经邦就跳出来，质疑李约瑟关于波与粒子的论述，以及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鲁经邦认为：李氏有一种强烈的动机——特别强调传统中国文化对近代西方科技的贡献。
看到了吧，李约瑟说中国好，他不高兴了；李约瑟摆事实，说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他也不高兴。直接把中国的巨大贡献，认定为李约瑟的个人偏见，方才泄了他的忿忿不平。
李约瑟的团队以4500万字的论述，以及多如牛毛的案例，证实了历史上中国在科技方面对世界确实有所贡献。铁一样的事实，鲁经邦说啥也不承认。
鲁经邦认定李约瑟动机不纯，如同戎静侃和李泓冰认定西史辨伪破坏改革开放。这群人，其实是一群深度的病人，一群由于接触了错误哲学而引发了唯心紊乱综合征的思想型病人。
看看有识之士是如何评价类似的病人：
我们（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这部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划时代之作……这是一部任何有教养的人都必读之书。
有教养的人的必读之书！在骂人不吐脏字方面，法国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沙尔·雷斯蒂沃则更加具体：
对李约瑟贡献的任何讨论，无论批评多么尖锐，如果公正地进行，都一定会对他本人和他的工作持赞赏态度，……，未来研究的成果必将沿着李约瑟开辟的道路展开。
无论批评多么尖锐，都无法否认李约瑟的贡献！事实上，无论批评多么尖锐，亦无法否认西史辨伪的贡献。况且，反辨伪的一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尖锐”的批评！
台湾犄角旮旯里的阴阳怪气，和现在大陆反对西史辨伪的荒腔怪调，其实是同一条瓜蔓上结出的一对坏瓜，只是，在1949年，一个留在了大陆，一个去了台湾。
这条瓜蔓的源头，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和耶稣会开始合作的江浙文化圈。其中名头最大的，就有不识字的小学大家 -- 章太炎。此公和他的袍泽们认定东方文明是西来的。江浙文化圈，是近代编造西方伪史的总源头。
说章太炎不识字，一点也没有埋汰他。甲骨文其实一种地道的巫文字，甲骨文是和巫有关的特殊象形。不懂甲骨文中的巫精华，就是不识字！传说中苏美人的楔形文字，没有任何巫特征，那么，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和甲骨文是永远永远没有关系的。
留在大陆的章氏们的余脉，一直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虽然在文革中受到惊吓，但是，并不耽误他们随后继续繁衍生蛆，最终有了今天社科领域，逆历史之潮流，逆全球之潮流，反智地复辟与鼓噪西方中心论的苍蝇群。
做错事了不打紧，重要的是改正错误。比较喜剧的是，修正错误的两大旗手，何新和黄河清，都是江浙人！何新是坚决不与耶稣会体系为伍！而河清呢，则是如果不让我说真相，那就佛挡杀佛！
哈哈，历史，总是开着一些惊人的玩笑，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倒是非常好玩。
事实上，李约瑟和他卓越的工作，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把李约瑟和他的作品介绍到台湾，贡献最大的，是陈立夫先生。有良知的台湾学者纷纷参与，给出台湾的贡献。例如，张之杰就指出过，李约瑟从元代一幅佚名画《山溪水磨图》上发现作为蒸汽机原始形态的，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的机械装置。但他（李约瑟）当时未发现比这幅元画更早的五代时侠名的《闸口盘车图》。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有时间，我建议西史辨伪的群体，不妨读读《中国科学技术史》。
西方科学可能起源于东方的道家
西方对于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存在偏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例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时的大V，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曾说过，在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中，火药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所起的影响最大。两个世纪以后，德国的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这三项发明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只是，这两个号称知识渊博的人，都不知道，相关的发明是东方的中国人所贡献的。
李约瑟对西方的科学史非常了解，他知道西方的科学史是无法自洽闭环的。鉴于中国曾经辉煌的科技贡献，他也因此认定并实证了西方是借助了来自于东方的科技，才发展出近现代的科学体系。
长期以来，有一个针对中国的国际型偏见，那就是古代的中国，只有匠艺，没有科学理论体系。
爱因斯坦曾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999年，江泽民在《院士科普书系序》中也指出：
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没有形成试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更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既然东西方在科技方面渊源很深，既然阿拉伯的文明和印度的文明也是阶段性的，既然东方长期执科技之牛耳，李约瑟自然就感受到中国在人类科技史中的特殊地位，他甚至推断：人类科学体系的源头，是中国的道家。
李约瑟发现，在所有的宗教当中，道教是唯一的，热衷于认识自然，不反对自然科学的宗教。对此，卿希泰在《试论道教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中的总结则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加到位：
李约瑟所强调的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道家道教科学哲学，也是道教内部能够产生丰富的科技成就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所说的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糅合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文理工农医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
而吕锡琛在《论道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一文中归纳了道家“道统万物，尊道循道的理性精神”、“率性而行，探玄索隐的人生旨趣”、“兼收并蓄，公正不偏的倾向”、“不为物役，宠辱不惊的独立风骨”、“贵和有度，谦下不骄的协作胸怀”等科学精神，并指出，道家思想中蕴含着值得珍视的科学精神，它陶铸着中国古代科学家所必备的气质，开启着科学家的智慧，激发着他们弃旧图新的创造精神，这就是中国古代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科技文化人才灿若群星的奥秘之所在，也是道家思想为不少西方现代科学家所推崇的深刻原因。
毫无疑问，李约瑟的预感是正确的，可是，李约瑟并不知道，道教和道家除了搞科研之外，还负责运营着我们的世界，也就是在科学之外，还掌握着政治、经济、贸易和金融等。
把道教和道家看成人类社会的科学体系的源头，显然是不太准确的，因为道教是秦汉之后的产物。在道教之前，阶段性存在过的墨家也和科技渊源颇深。而在墨家之前，则是大名鼎鼎的东方巫体系。当然了，我也尝试着称呼这个起源于东方巫体系的神秘组织为萨满联盟。
巫，就是愚昧？就是封建迷信？在巫曾经的高度面前，现代科学尚属小儿科！
萨满联盟躲在幕后，领导着东方科学的发展；而前台的能工巧匠们所展示的，恰恰是相关研究的具体应用。理论和实践，总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缺席。
道士们所谓的“修仙”，就是借助导引术，来提升脑力或智力。所谓的“神仙”，就是萨满联盟中的顶级修行者（类似今天的科学家）。传说中的“位列仙班”，就是供职于萨满联盟这个“天庭”的代名词。而“天庭”的使命，就是负责管理人世间的俗世政权。
从巫，到墨，到道，到欧洲的耶稣会（萨满），是一个脉络清晰的传承过程。我们不妨花点文字，更进一步地梳理一下，萨满联盟是如何打造和管理我们的世界。
在秦汉之前，萨满联盟完美地归纳和总结了人体的内丹理论。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黄帝内经》。很多人会误以为《黄帝内经》是一部关于中医理论的书籍。事实上，《黄帝内经》是萨满联盟对天道的浓缩。在完成内丹和天道的研究之后，萨满联盟又进一步构建了家庭、国家和天下这三个大模型。如此，萨满联盟运营全球的超级模型终告大成。
这个超级模型有能力支撑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的演变和发展，甚至可以满足未来的星际拓展。
萨满联盟在完成了以五大模型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大模型之后，在秦汉之后，成立方仙道和道教，开始研究外丹学（科学）。也就是通过不断拔高内丹（体内能量）在体内转化的智力，来窥破外丹试验背后的规律，从而推动外丹（科学）理论体系的不断迭代、拓展和整合。
为什么把曾经的科学称为外丹？
丹，就是体内真气（能量）的汇集，汇集真气是利用真气益于自我的前提。丹，于是就成了有益人体的特殊代名词。可是内丹的修习，不是很简单，难以普及。那么，应用内丹的原理，在现实的世界（相对于人体内的微观世界）中，参考天道的原理，探索更多的新发现或新发明，来让人类社会整体受益，就是外丹学。而这些新发现或新发明，就是外丹啊。外丹，可以是一种功能食品，也可以是一种工业产品，也可以是一部文艺作品，也可以是一剂疫苗或试剂，甚至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
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按照内丹的原理进行精心的设计，然后，让这么一个符合天道的社会体系来度化其中的芸芸众生，如此就可以避开每个人必须修内丹这个障碍，外丹的意义和使命就是如此深远。
应用内丹学，来催生外丹学，也就是建立初始版的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庞大工程，直至五代十国方才告初成。
随后，就要进行全面的外丹实践：孵化以大生产、大贸易和大金融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资本是什么？资本是货币，资本是金钱，金钱和货币（资本）所对应的，就是人体内的真气啊。事实上，资本的很多属性和规律，和人体内真气的属性和规律，是高度一致的。当然了，受限于货币的形态，人类社会在金融方面的实际水平，要远逊于对真气的掌握程度。
萨满联盟建立的关于大生产、大贸易和大金融的模型，其核心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也就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天道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是内丹学中最基础的定理体系。按照阴阳五行理论，资本主义的孵化，必须放在彼时的“西方”。
彼时的“西方”在哪里？
彼时的萨满联盟正在北方的游牧部落里筛选一个天选部落，由其代表萨满联盟，来扫荡当时萨满联盟已经控制的庞大疆域。扫荡过程中搜刮的黄金，就是孵化资本主义的融资。一如上个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搜刮金银，帮助萨满联盟对西方各国的金融，实现超级的总控；一如今天的热点冲突和大萧条，是为了清洁能源时代进行融资。
契丹、女真和蒙古三大民族相继闯入历史的舞台。最终，由蒙古铁骑完成了清场和融资的历史使命。因此，历史上最大的黄金家族，就成了铁木真的蒙古王室。庞大的蒙元帝国之西，也就是欧洲，就是萨满联盟孵化资本主义的“西”选之地。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四次：第一次，黄帝取代蚩尤的东夷，在东夷之“西”孵化了奴隶社会；第二次，周取代商，在商之“西”孵化出农业文明和礼教文明；第三次，秦这个“西”一扫六合，以郡县制结合宗主周的农业文明，让封建社会闪亮登场了；第四次，以汉唐帝国的综合国力为基础，把萨满联盟的统治推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这个相对于东方的更广阔的“西”。
在要“西”建立最新的生产关系，就得把当时最前沿的科技成果赠送给“西”部去落实。例如，炎黄联盟基本上继承了上古巫的全部精华；而小邦周获得了周易、礼制和井田制；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军工生产，保证了牧马的秦部落拥有了对东方六国碾压性的军事优势；而随后的中亚和西亚，分别获得了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文明成果。
西方从天而降的科技优势，就是萨满联盟赠与的结果。但是，这种赠与的科技，和科技原创是有本质区别的。曾经的阿拉伯文明，也建立过庞大的科技体系，结果呢？被历史淘汰了！因为，阿拉伯的科技体系，也并非是原创，而是萨满联盟在孵化洲际贸易时所赠予的。
要在蒙元帝国之“西”孵化资本主义，欧洲免费得到了天主教，东方的丹学和东方的匠艺这三大法宝。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一直在拷贝、仿制和升级东方能工巧匠的各种发明创造。而犹太拉比对丹学的研究，则非常平庸了，他们并不比伊斯兰教的阿訇们高明多少。
东方本土的精英，也想在东方发展资本主义，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天道的运行规律，自然就需要被抑制和被打击。这就是两宋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也是明代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至于清代，自然就更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能诞生于欧洲。
为了在欧洲孵化资本主义，就得有一个秘密组织来负责运作，这个神奇的使命，就落到了王重阳的身上。全真教的本质是个金融组织，全真教和耶稣会是有传承关系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明清两代，在东方的所有活动，一直得到全真教暗中的协助。全真教对耶稣会在东亚活动的保护，一如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各路神祗在暗中对他们的保护那样。
萨满联盟，从不会公开自己从事科研这个秘密，对外展示的只有“神仙学”。如果皇权知道了道爷们搞科研的秘密，并仿效之（明朝也确实这么做过，甚至编纂过《永乐大典》)，那么，萨满联盟就失去了继续控制这个世界的条件和基础，秦始皇就曾给萨满联盟上过一堂生动的反噬课。
事实上，皇权对萨满联盟的挑战一直不曾间断过，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王室，喜好研究内丹的秘密；而明朝皇室则对研究外丹（自然科学）兴趣盎然。皇权试图取代萨满联盟的相关努力，一直没有停顿过。而教员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则直接让耶稣会的精英们亡魂皆冒。
耶稣会和全真教从来就不等同于萨满联盟。全真教和耶稣会之后，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已经应运而生，还是尚在孕育之中？
其实，关于人类社会的走向，耶稣会确实是没有头绪的。大胡子理论是存在缺陷的，这是大胡子背后的犹太拉比们，消化不了内丹理论造成的。
所谓的内丹学，类似道家的导引术。但是，导引术不能等同于内丹学。我们了解的导引术，只是一套方法论，一套缺少理论指导的方法论。
导引术加哲学，大致可以等于萨满联盟的内丹学。只是，迄今为止，除了教员在中国革命中，展示过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活哲学之外，学院派的哲学，根本无法用于内丹修习。这个重大缺陷，直接阻断了在耶稣会内部自产上帝的可能。
萨满联盟推理的共产主义，和大胡子的主义（耶稣会版），是有区别的。
修习内丹，可以让少数优秀的精英，熟练地掌握从宇宙中假借能量和并驾驭之。能量富足了，要想精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通过无私的奉献来分享能量。分享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一个微笑，可以是乐于助人，可以是雪中送炭，可以是流行音乐，可是巧夺天工的匠艺，可以是大众需要的产品，更可以是渡人于无形的制度，一切须同教员所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由于在获取能量方面驾轻就熟，所以，分享不但没有损失，还能因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式的周而复始，让生命质量空前提高，益寿延年是直接的副产品之一。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也愿意分享，他们所起到的感召和带动作用，才是萨满共产能够实现的基础条件。萨满的共产必然是领导群体绝对的无私奉献，和底层的个体及家庭对私有财产的的完美拥有。
萨满共产的内核，就是私有无罪！在萨满共产中，领导群体的无私奉献，是建立在其对宇宙能量的任意取舍，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笔“免费且永不枯竭”的“天”授私产，所以，他们永远是不屑于和底层争夺物质类的私产！
而耶稣会共产的本质是什么？耶稣会打造的领导层，一直代表耶稣会，任意地鱼肉全天下底层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作为对比，人体管理自己的时候，会把每一个细胞中的营养液搜刮干净吗？！
离开了内丹学，仅依靠大胡子的主义，是永远无法培养出无私的领导群体的。从第二代先锋队内部承接权力和财富的实际表现来看，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
为大胡子的主义，补充内丹学这个基础，是无法回避的。
李约瑟袒露过西方的超级内伤
西方中心论不是事实，在西方的科学界，这已经是共识了。那么，发展了近现代科学的西方，是否已经可以和孕育过初始版自然科学的东方相媲美？
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把西方发展近现代科学比喻成练习七伤拳。对于内力不足的人而言，练七伤拳是有害的，威力固然会十足，引发的内伤也会终生定期发作。西方在发展近现代科学的过程中，虽然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这样的高分亮点，但是，西方大部分的科学家，都经受过内伤的折磨。受内伤的根源，在于没有掌握东方的内丹学。
李约瑟自己也是受害者，良知和威望让他敢于站出来，坦承西方的难言之隐。
1976年的降灵节，李约瑟在凯思学院的小教堂，借谈论《宗教之爱与世俗之爱》，大胆地说出了基督教体系最大的弊端，提出了构建包括性宽容在内的新伦理体系，以替代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基督教体系。
李约瑟是这样总结的：
我早已深信不疑，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思想的大错误之一是如此众多的神学家和精神向导在“性欲之爱”与“纯洁之爱”之间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宗教之爱”与“世俗之爱”之间，在“性爱”与“对人类之爱”之间没有真正的明确界限。我相信这种分界线基本上是闯入基督教准则中的一种摩尼教信条。这是诺斯替教派的产物，他们相信这个芸芸事务和团体的物质世界完全是不可救药的邪恶，并相信他们所礼拜的脱离生命与光的神，根本不是一个造物者或造物主，造物主原是一个低于最高神的邪恶的物质世界创造者。他所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应该被抛弃。这肯定不是我们的宗教。然而我们今天确实追切需要一种有性行为的新神学理论，部分原因是因为几世纪以来，这些摩尼教的思想充斥教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类从17世纪以来所获得关于生育性质以及心理结构与功能的新知识。我们需要一个道德神学上的新体系，甚至还需要一本“圣徒品味指南”，且应根据我们现在已有一切知识构思而非建立在传统和愚昧之上。
“性欲之爱”、“纯洁之爱”、“宗教之爱”、“世俗之爱”与“对人类之爱”，这些名词其实共同指向一个本质：如何对待人类“性爱”这个本能。
性需求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两千多年之前的孔子就说过：食色，性也。而在基督教的内部，是要求神职人员禁欲的。禁欲的目的，本质是用来增强神职人员的综合能力，以及避免神职人员的营私舞弊。
而欧洲早期从事科研的人员，一般来自贵族家庭。这些贵族子弟要从事科研工作，首先要接受耶稣会的神学教育。耶稣会的神学教育，不讲《圣经》，而是讲自然科学和辩证法。担任授课的神职人员，会有意地把禁欲理念，当成天条，传授给他们的学生。
这些贵族子弟在求学和从事科学工作 的时候，透支脑力的时候，容易伴生性需求。类似的，是改革开放期间的官员，在引资和规划的时候，也高度烧脑，他们也普遍产生了性需求的问题。官员们的性问题好解决，有专业的各级会所；对于小神学士们的性欲问题，则没有应对的方案。修女是高级神职人员的禁脔，不是人人都能分享到的，所以，同性间的性行为，就成了耶稣会内部不是秘密的秘密。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到李约瑟的时代，当然了，当下时不时就暴光的宗教丑闻，证实了丑陋依然存在。
李约瑟误以为，基督教中禁欲的规则是混入了摩尼教信条。其实，基督教和摩尼教是颇有渊源的，包括佛教，大家都是起源于拜火教。
东方的内丹理论认为，男性的精液，这种和性及生殖有关的分泌，是人体的大宝。对比西方的禁欲，东方的标准其实更高，甚至连眼泪都不建议轻弹。
蓄积真气来提升智力，容易触发性冲动，因此，为了保证蓄积真气的效果，禁欲就是一个很难避开的选项，如此，李约瑟式的痛苦就产生了！
同时，和“西”有关的宗教实行禁欲，往往只有戒律。这样的实际状况，即便是神职人员，他们也难以身体力行的做好表率，更不用谈那些小神学士了。
人体内的能量，通常有三大转化形式：体力、智力和生殖能力。在东方的历史上，对于能量转化理论的总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有了天地人三才的理论。
三才理论中的地之道，对应着人的体力；对应着劳动、狩猎和搏杀等活动；对应着劳动人民。
古人发现，既然身体需要锻炼，为什么不把相关的锻炼，和生活资料的获取相结合？如此，既能锻炼体魄，还能获取生活之所需。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终于在周代商之后，身体的锻炼和粮食的生产进行了结合，在井田间劳作，就成为了人世间最伟大的事情：既让家庭的温饱有了保障，也让国家能发挥更多的职能。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工厂内的体力劳作，也是相关结合的延续。
相对于地之道，就是天之道。天之道对应的，就是智力；精神世界的活动；神仙一族。
在地之道中，身体的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在天之道，也有相似的发展历程。最初，是通过佛教的思辨，来实现内丹学中的向“上”求索。
随后，道爷们就发现，既然脑力，可以用来搞和生产有关的革新或发明创造，那么，佛教中把大脑单纯用来搞思辨活动，和专门的身体锻炼一样，都纯属浪费，不如把脑力劳动演变成为通过研发来提升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有益活动。很显然，这种操作是人类的个体与人类社会进行的第二次完美结合。于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类脑力劳动和科学活动开始结合了。
不过，天之道的掌握，不是很容易。掌握不好，不但有损身体的健康，还会带来各种精神的问题，这也是李约瑟诉求的本质。
在天地之间，就是人之道，对应的是生殖力，而伴随生殖力的，是和性有关的愉悦和快乐。
相较于天地两道，人之道的理论，出现的较晚。出现的晚，不代表人之道不起作用。正是因为人之道是存在的，所以，才最终被归纳提炼出来。
东方的“仙”族修习内丹，并不像西方那样简单地聚焦禁欲，而是把重点放在能量的转化上。在“仙”家看来，欲望是有益的，甚至经常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对于东方的“仙”家而言，健康的体魄，超高的智力，和游刃有余地取悦异性的能力，三者之间并不冲突。
为了能让全社会的年轻人，都能享受到均等的成长机会，东方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做了特殊的优化，例如，东方提倡水墨画，就是避免杂色对欲望的刺激；反应在建筑上，则是青砖素瓦，等等吧。
对于年轻人成长期的不成熟，也没有像西方宗教那样，定义成十恶不赦的坏事，而是合理地把繁衍后代这个主题糅合进来，通过鼓励早婚早育，把难以回避的不成熟转化为香火的传递。
一个在李约瑟的时代，依然困扰着西方的问题，在东方，早早就被优雅地解决了。
因为东方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因此萨满联盟就可以凭更高的标准筛选到所需的人才。而获得权限进入联盟的精英，搞研发创新，仅仅是他们修习内丹的道具。如此，不断地重复，东方就成了蓝色星球上唯一的一块具备不断脱胎换骨的文明圣地。
李约瑟所向往的，不就是一个这样的体系？这样的体系，在东方是常态。可惜的是，李约瑟对东方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修习内丹的境界。
以研发和创新作为修习内丹的道具，把修行的副产品不断像蚕丝那样吐纳给世人，如此，“纯洁之爱”，“宗教之爱”，以及“对人类之爱”，自然就如同涛涛江水，永不枯竭。
如果古希腊和古罗马有过高度的古文明，也有发达的古科学体系，那么，必然伴生有，类似于天地人三才这样的调控理论，也就是调济能量在体力、智力和生殖力之间转换的理论。
如果西方有类似的理论体系，其传承也会是连续的，那么，近现代的西方科学界，自然也应该掌握了相关的调控理论和方法。
可是，从李约瑟发出呼吁废除基督教体系的倡议来看，近现代的西方科学界，从来就不知道调控理论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古代西方不可能有高度的文明，也不会有发达的科学。而且，近现代的西方科学，如果没有东方的帮助，也不可能顺产。
西史辨伪，未必一定要从书籍和考古中找出实证。宏观地对比东西方在文明原理层面的差异，利用内丹的原理，我们也可以论证出，西方的文明并非是原创的。
既然李约瑟代表西方的知识群体，发出了构建新体系的诉求；既然李约瑟们所需要的，在东方早已存在。那么，还原和共享基于内丹学的巫文明，让今天的科研活动，不再是单纯奴役大脑的活动，就非常有必要了。
把东西方的脑力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升级到修仙的境界，或许会推动人类的科技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西史辨伪，不能简单地看成话语权之争，而是一个文明的主导权问题。要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辨伪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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